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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风流冠古今——读《兰亭序》******

　　作者：李昕 单位：中国书法家协会

　　有“天下第一行书”美誉的《兰亭序》，问世近1700年，是世人心慕手追的书法佳作，也是流传千古的文学名篇。王羲之书法流传至今，蕴含强大生命力与艺术美，不只是技法，更是文化依归。《兰亭序》以无声语言承继中华文化传统，成为华夏民族不朽的精神载体。赓续文脉传统，陶铸时代精神，走好创变之路，这或许是《兰亭序》留给今人的重要启示。

唐代冯承素摹《兰亭序》

　　一

　　文史大家周汝昌曾说，中华文化有三大国宝——《兰亭序》《文心雕龙》《红楼梦》，皆属极品，后人难以企及。在他看来，这三者存在“多谜性”——异说多、争议多、难解多，历代史家着力注疏考证，唯此三者称最。有“天下第一行书”美誉的《兰亭序》，罕书珍墨，绝代佳作，单是太宗心仪右军、萧翼计赚兰亭以及兰亭下落、真伪、论辩等趣闻轶事就吊足世人胃口，成为经久不息乐此不疲的文化谈资。

　　相传《兰亭序》为王羲之酒酣耳热之际乘兴挥毫而成。作品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以鼠须笔写在蚕茧纸上，遒媚飘逸、圆转流美、劲健婀娜。据说次日，王羲之酒醒，展卷捧读钟爱无比，便试着伏案重写，结果均未有原来神韵，不禁感慨，“此神助耳，何吾能力致。”

　　在书法史上，《兰亭序》是神来之作，谜一般的存在……

　　二

　　公元353年（东晋穆帝永和九年）的上巳节，与往年并无二致。北方战事依然胶着。大地复苏，春光日暖，人们来到水边沐浴洗濯，祈福祛邪，是为修禊。文人雅士借机邀约相聚，赏景听琴，品茗饮酒，吟诗作赋，是为雅集。这年的上巳节注定与众不同，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召集了名垂青史的修禊雅集。

　　会稽山阴的兰亭，四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急湍……天地澄澈，一如王羲之心境澄明。风和日丽，风物闲美。大家列坐溪水两侧，觞置于溪中，顺流而下。依约定，觞停于面前，就得赋诗，否则罚酒三杯。于是，一时饮酒吟诗好不畅快，一唱一和尽显文士风流。

　　参加雅集凡四十二人，王、谢、郗、庾等世家大族悉数到场：王羲之、王徽之、王献之、王凝之、王玄之、王蕴之、王丰之、王肃之、王彬之、王涣之、徐丰之、曹茂之、曹礼、曹华、孙绰、孙统、孙嗣、谢安、谢万、谢瑰、谢滕、谢绎、郗昙、庾友、庾蕴、魏滂、桓伟、羊模、孔炽、后绵、刘密、虞谷、虞说、任儗、袁峤之、华茂、劳夷、华耆、卞迪、丘髦、吕本、吕系。

　　王羲之，时年五十。两年前到任会稽，主持郡内事务。

　　谢安、谢万，兄弟二人才器出众。谢安33岁，此时距“淝水之战”尚有三十年，但已声扬天下。

　　孙绰，39岁，少因文闻名。当世名人去世，必延请撰文，刊石刻碑。曾作《游天台山赋》，文辞颇得好评，他对友人说：“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掷地有声即出典于此。

　　郗昙，33岁，散骑侍郎，太尉郗鉴之子、王羲之妻弟，善草书，“密壮奇姿，抚迹重熙，若投石拔距，怒目扬眉”。

　　庾友、庾蕴，司空庾冰之子，颇有声名。

　　…………

　　据考，雅集十一人成四言五言诗各一首，十五人各成诗一首，十六人诗不成，罚酒三觥。诗作辑为一册，王羲之担纲作序，是为《兰亭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

宋代马远《王羲之玩鹅图》

　　三

　　世间的美好，往往妙不可言；艺术的魅力，常常难以形容。面对《兰亭序》，或是初初相见，或如故交重逢，总有愉悦欢欣自心底充盈而出，那是神交意会之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

　　孙过庭以“体五材之并用，仪形不极；象八音之迭起，感会五方”形容书法之妙，如果前者即言点画结体章法，后者可谓笔墨韵律节奏，二者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细观“兰亭”，点画笔法，灵动流畅，挺逸隽美；结体安排，疏密有致，得体匀美；章法意蕴，行云流水，生动盎然。

　　《兰亭序》美在笔墨技法。黄庭坚说：“反复观之，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赵孟頫感慨：“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董其昌评价：“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诚如王羲之所说：“视形象体，变貌犹同，逐势瞻颜，高低有趣。分均点画，远近相须；播布研精，调和笔墨。锋纤往来，疏密相附，铁点银钩，方圆周整。”单论全篇20个“之”字，极尽变化，与上下左右呼应有致，顾盼生姿，无丝毫违和。

　　《兰亭序》美在文字文本。扬雄有“言，心声也；书，心画也”之说。书法是汉字书写艺术。如果说汉字是书法的形成基因，文本则是内在灵魂。作为文化独特标识，书法经典必定历经时间打磨、沉淀时代精华。《兰亭序》是世人心慕手追的书法佳作，也是流传千古的文学名篇。吴楚材、吴调侯选注《古文观止》评道：“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鲜实效。一死生而齐彭殇，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兴怀，俯仰若有余病。但逸少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逸趣。”

　　雅集之序，写尽人生。

　　四

　　两年前，王羲之挈妇将雏来到越中，安家蕺山之下。会稽是摄政王司马昱的封地。二十三年前，会稽王司马昱尚年幼，王羲之被选为会稽王友。六年后，调入征西将军庾亮府任参军……看惯狼烟烽火旌旗猎猎，看淡刀光剑影鼓角争鸣，看倦权臣争斗尔虞我诈，他抽身军旅沙场，远离建康权力漩涡，得机赴任会稽。

　　浙水越地，山清水秀，王羲之深为吸引，“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故主新差，内史衙门生涯不轻松。饱经战事袭扰的江南，民生废弛，满目疮痍。“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返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此郡之弊，不谓顿至于此，诸逋滞非复一条。”现实惨淡，他尽忠竭力为郡务奔走操劳。

　　上任次年，逢旱灾，粮食歉收，百姓饥馑无着。商绅囤积居奇，朝廷以储备军粮为由驳回王羲之赈灾请求。情势危急，他心急如焚，下令断酒节粮，居然有人反对。他向友人坦陈：“百姓之命倒悬，吾夙夜忧，此时既不能开仓庾赈之，因断酒以救民命，此有何不可。……吾复何在，便可放之，其罚之制，宜严重，可如治日，每知卿同在民之主。”他恢复建设漕运，减轻刑罚以解决用工难，严惩贪盗官米的“鼠耗”行为。得知吴会百姓赋役尤重，他上疏据理力争，减轻赋税徭役等策多为朝廷采纳。

　　虽劳心费力，但民有所得令其颇感欣慰。他致信谢安：“顷所陈论，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各安其业。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东海矣。”不怠政鱼肉百姓，惠民济生，善莫大焉。后世欧阳修治理滁州，有“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的感叹，为民之心，同出一理。

　　年前北伐战况不利，在王羲之意料之中——主帅殷浩是好友，但非帅才，王羲之数次上书反对无果，民扰国耻，徒增感伤。意料之外的是次年兵败殷浩被贬庶人，郁郁寡欢不久便亡故。一念过往，一念将来。命若草芥。乱世之时的上巳时节，万物发春华，案牍劳形之余，广袤天宇之下，畅叙幽情，自然生发关乎生命的感慨……

　　800年前的上巳节，孔子问弟子志向。曾点侃侃而谈：“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一幅国治民安和乐景象。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文人仕宦心中的济世情怀多有相似。如今，时间做了注解：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明代文徵明《兰亭修褉图》（局部）

　　五

　　雅集，集的是文人文翰，雅的是文兴文心。金谷诗会仿若昨日。

　　石崇是西晋权臣，有诗名。他以重金在洛阳建造别墅“金谷园”，置奇花异草珍禽怪兽亭台楼榭，郦道元《水经注》有“清泉茂树，众果竹柏，药草蔽翳”，即言蔚为壮观。石崇与左思、潘岳等常在此聚会结社，史称“金谷二十四友”。

　　296年，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将返长安，石崇召集诗会饯行。左思、潘岳、刘琨、陆机、陆云等三十人参加。石崇为诗会文集撰《金谷诗序》。雅集盛况，序言可见一斑：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

　　石崇笔墨才情描绘的良辰美景管弦之盛宴酣之乐，不过是豪门骄纵醉生梦死的真实写照。耽于逸乐，欢娱终有尽。乱世之中，生如蜉蝣，难怪要“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后世杜牧过金谷园，触景生情写下：“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诗人感慨石崇与歌妾绿珠传说，这何尝不是对朽腐王朝富奢豪族逝如落花的悲叹呢？

　　兰亭雅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则有不同况味。

　　《世说新语》记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苏轼曾为《右军斫脍图》题跋，“兰亭之会或以比之金谷，而以逸少比季伦，逸少闻之甚喜。金谷之会皆望尘之友，季伦之于逸少如鸱鸢之于鸿鹄，尚不堪作奴，而以自比，决是晋宋间妄语。”《世说新语》用词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同仁点破玄机，兰亭有抗衡金谷之味，一个“方”字，与“敌”对应，非仿效、比拟可解。王羲之会心而喜——心气趣味相异，岂是比拟，简直不屑。序文“虽无丝竹管弦之盛”足见轻蔑之意。他作《兰亭诗》：“鉴明去尘垢，止则鄙吝生。体之固未易，三觞解天刑……”

　　一个于张扬中尽显豪奢享乐之气，一个在清新中展现淡雅豁达之风；一个是荒诞放纵时代下社会垂死的哀荣，一个是散逸自在人性中生命价值的探求。同为官宦之人，为文境界高下立判。再看石崇、刘琨等悲剧人生，何为文？何来雅？

　　流水潺潺，春草萋萋，风流总如落花流水风吹去。世间万象，人事沧桑，存乎一心。

　　六

　　一部《兰亭序》，半部魏晋史。

　　死生亦大矣。这是《庄子·德充符》中记述孔子的感慨，由此他赞誉鲁国兀者王骀内心之德，“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追问生死是探寻生命终极价值的哲学基本命题。对待生死，隐忍抑或暴怒，回避抑或直面，随性抑或持重，因人而异。家国危难，宦海浮沉，人事变迁，经历是是非非起起落落浮浮沉沉，生死之境、得失之道如此真实呈现，岂不痛哉？

　　几位特殊人物的离去，让王羲之刻骨铭心。

　　父亲王旷，朝廷肱股之臣。经过八王之乱，西晋岌岌可危，他力主南渡建康，孤军在北伐前线征战。310年，在当年白起围歼赵括军队的长平，与北方之敌激烈交战，全军覆没，王旷就此生死不明。《晋书》说王羲之“幼讷于言”。仓皇南渡，经历簪缨之族的家道中落，父亲是如影随形却难以言说的痛楚。对王旷，能臣功业，一念之下，生死凶险难料；对王羲之，幼年失怙，一朝之间，人间冷暖尽知。

　　叔父王敦，东晋立国重臣。王敦颇赏识王羲之，曾当面赞誉，“汝是我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寄予光耀王氏家族厚望。王敦行事强势，功高震主而致“王敦之乱”，终死于军营。王导等惊恐万分，惶惶不可终日，所幸皇帝并未株连治罪。王敦从功臣到罪人的逆转，确是不小的震动。父亲不明就里消失的阴影未散，叔父谋逆病死如同大山，压在家族门楣上，让人喘不过气来。

　　说到王敦，还得提周顗。周顗是当朝德高望重的名士。某日，13岁的王羲之慕名拜访，席间上“牛心炙”，当着一众宾客，周顗离席亲自切下牛心给王羲之。这是至高荣耀。王羲之年少声名鹊起，周顗有知遇之恩举荐之功。这样一位正直高古之士，却被王敦发兵建康时杀害了。好友劝他躲避，他慷慨道，“吾备位大臣，朝廷丧败，宁可复草间求活，外投胡越邪？”周顗的惨遇，王羲之有动容感慨，更有惊诧震撼。

　　23岁时，王羲之出仕。经历司马昱王府任职，再转庾亮将军府幕僚。庾亮顶着压力准备北伐，不幸遇挫，怏怏而卒，临终前向朝廷举荐王羲之“清贵有鉴裁”。庾翼接任，依然器重王羲之，依然积极北伐。

　　永和元年，庾翼病死北伐军中。此前，王导、郗鉴、庾亮等一位位器重他的重臣良将先后离世，生死意象竟如此惨淡。

　　桓温势力崛起，起用殷浩成为朝廷首选。永和三年，王羲之接受殷浩推举，担任护军将军。司马昱、殷浩积极准备北伐。国难之时，殷浩、桓温不睦，王羲之毅然出面，“密说浩，令与桓温和同，不宜内构嫌隙，浩不从”。眼见北伐行将重蹈覆辙，他改变了素来支持北伐的态度，再三上书劝阻。一意北伐，难逃国家蒙乱，百姓遭劫。支持北伐，只有失败；反对北伐，只有失望。当殷浩和司马昱主意已定，王羲之唯有抽身而退，失望而归。

　　离开军营，暂居建康。殷浩敬仰王羲之为人，“逸少清贵人，吾于之甚矣，一时无所后”，修书力劝他出来任职。“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之适？”天下之治，由得贤也；天下不治，由失贤也。怎能以国家存亡大义服从个人散淡闲逸的生活志趣呢？

　　这次，听从殷浩建议，王羲之上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这就有了后来的《兰亭序》。

　　七

　　魏晋风度，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文化现象。

　　国家战事频仍、社会动荡不安，饱受物质和精神之苦，却形成中华文明史上独树一帜的魏晋风度。“立异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张扬乖张放达的求真、回归清丽质朴的尚简、追求俊逸奔放的崇美，风行文人圈。由此，“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反映到书法领域，文人自我内省和率性表达，“把笔抵锋，肇乎本性”，风流自赏、我手写我心，率真简淡、妍美流畅成就尚韵书风。

　　宋代蔡襄激赏晋书风韵，“书法惟风韵难及。虞书多粗糙，晋人书，虽非名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可以精神解领，不可以言语求觅也。”行草书更见其精髓。宗白华曾评析晋书美学意蕴：“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綮，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

　　从东汉到魏晋，亦是隶变时期，楷行草等书体正逐步定型，书法审美新风尚正待形成。书法艺术性相较实用性愈渐凸显，质朴稳厚的篆隶书风流变为遒劲晓畅的行草书。王羲之博采众长，行书创变自成一路——精妙流美的字体体现楷法的完备，飘逸俊雅的笔法隐含楷书的健朗。《兰亭序》个性洒脱、意趣盎然、意韵深厚的书风即为典型，因应了社会审美需求。

　　梁武帝萧衍以“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形容王羲之书法。虎卧是力度与厚实，是端庄稳健的风貌；龙跳是雅致与散逸，是畅快流动的气息。动静相应，方圆并用，是为中和之美。《兰亭序》内擫取势，聚力凝神；外展妍美，清新俊雅。“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尽现中和神韵。物象之美、意象之妙、情象之趣，王羲之“我书我心”走出书法发展的另一境途。

　　明代项穆曾说：“圆而且方，方而复圆，正能含奇，奇不失正，会于中和，斯为美善。”中和，乃书法之道。熊秉明先生将中和视为书法最高理想，中和“穷变化、集大成”，好像阳光，似乎只有白色，其实包含一切色。古今一揆。张怀瓘有评价，“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中和书风的形成和追捧，体现了中国传统审美价值理念和艺术情趣。故自梁唐后，王羲之书法成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

　　八

　　文化是心灵的学问，艺术是心灵的创造，书法即为心灵之道。宗白华说，中国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齐白石认为，中国艺术最基本的源泉是书法，对于书法若没有相当的认识和理解，那么和中国的一切艺术可以说绝了姻缘。作为华夏民族精神气质的典型象征，书法表达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律动，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命态度。

　　书法以笔墨呈现真实情性，体现书者对自然世界与内心世界、对宇宙生命与自我生命的映照。通人之变是书家追求的至高境界，有诸于中而形诸外，得于心而应于手。王羲之就有“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之论。于哲学意蕴中，书法透露出书者的人文趣味、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

　　衣冠南渡，风雨飘摇，群雄割据，生灵涂炭。时人崇尚老庄，大谈玄理，寄情山水，沉迷炼丹饮酒，直感慨生若浮萍。然而死生亦大矣，俗世之中，还有世俗之上。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人生苦短，惜时悲老，还需眷念生活，经世致用，有所作为。

　　王羲之受时风影响但不为羁绊。某日，政务之余，与谢安登城远眺。谢安一番论理，便生弃世归隐之念。王羲之说：“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费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国家动荡危难，怎能安于闲谈论道？回看这段对话，堪为他会稽内史任上勤勉尽心的写照——身处乱世，生而有涯，亦当行有为之事。

　　人之在世，趣舍万殊，静躁不同。所遇之事满意，便会沉浸其中欣然自得而不知时光流逝。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于是，悟言一室者有之，放浪形骸者有之。面对同僚龃龉掣肘，骨鲠爽直不流俗世的他再次抽身而退。不是退避，而是“志于道，游于艺”。355年，王羲之告病辞官。久在樊笼，复返自然。“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

　　睥睨天地，人生过客，孰为重？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在时间面前，所有清谈虚名、权位利益都将变为陈迹，个中生死之道，任何豪杰枭雄贩夫走卒概莫能外。北伐途中，桓温见到往日手植柳树已有十围之粗，心生感慨：“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淌泪。此番，王羲之悠游林下，“坐而获逸，遂其宿心”。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超脱世事，并非超然物外。他忧心献之婚事，致信友人：“吾有七儿一女……唯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他念念不忘川蜀山水，致信周抚，“想足下镇彼土，未有动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领、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

　　北方战事令人忧心。356年，琅琊临沂祖墓遭毁，不能前往整修，“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国耻家恨，王羲之悲愤至极，写下《丧乱帖》。358年，意欲北伐的桓温委以谢万重任。殷鉴在前，深为忧虑，他告诫谢万，“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不骄奢傲物，勿以善小不为，心性通达，循事理而行。

　　生死无常，斗酒相娱，乱世江湖醉一场；死生无畏，归去来兮，金戈铁马梦一场。叩问生死，王羲之放下的是俗念龃龉，放不下的是国事亲情。临池濡墨染翰，他于现实与精神间寻一隅安放内心的乐土。

　　书法乃指间之技、纸上之艺，更是腹内之文、心中之道。苏轼评价王羲之书法“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刘熙载说：“学书者有二观：曰观物，曰观我。观物以类情，观我以通德。”读懂王羲之书法，不只是技与艺，更是安身立命的道与义——闪耀人性光辉，有道家通透放逸，也有儒家厚重健朗。如此，《兰亭序》就是参透人生、探明事理、关乎生死哲学的精彩导引，映照出中国文士澄明通透的心灵天空。

　　九

　　1310年，57岁的赵孟頫奉诏前往大都，过南浔，好友独孤淳朋前来送别，并让与《宋拓定武兰亭序》。这令其喜不自胜。“北行三十二日，秋冬之间而多南风，船窗晴暖，时对兰亭，信可乐也。”舟行途中，潜心赏玩临习，并专为之作跋，仅独孤本就有十三跋，后称《兰亭帖十三跋》。“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右军书兰亭是已退笔，因其势而用之，无不如志，兹其所以神也。”赵孟頫感慨不已，“右军人品甚高，故书入神品。”作为二王书风承前启后人物，他道出《兰亭序》艺文兼备、技道互参、人书合一的魅力了。

　　有人说，王羲之书法流传至今，蕴含强大生命力与艺术美，不只是技法，更是文化依归。失去母体文化的艺术创作是没有出路的。唯有基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方能使书法焕发新生。

　　正因如此，历代摹刻不断。《善本碑帖录》记载：“自王羲之《兰亭序》问世以来，临摹本中上佳者有《定武本》《神龙本》《褚摹本》《薛稷本》《落水本》《东阳本》《上党本》等18种。”《兰亭序》原本下落已成历史悬案，但众多摹本拓本艺术价值光彩熠熠。米友仁曾赋诗：“翰墨风流冠古今，鹅池谁不赏山阴。此书虽向昭陵朽，刻石犹能易黄金。”

　　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历经近1700年，《兰亭序》以无声语言承继中华文化传统，成为华夏民族不朽的精神载体。兰亭精神历久弥新。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有“自出精意，自辟性灵，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赓续文脉传统，陶铸时代精神，走好创变之路，这或许是兰亭留给今人的重要启示。

　　今天的绍兴，在兰亭故地辟有右军祠，配建流觞亭、曲水流觞等小品，定格那场雅集盛况。流觞亭廊柱有对联：“此地似曾游，想当年列坐流觞未尝无我；仙缘难逆料，问异日重来修禊能否逢君。”

　　雅集不散。此际，时空交响；此地，物我一体。

　　天地悠悠，日月光华。感谢王羲之和《兰亭序》，因为这中国文化的丰碑巨竭，我们连接前人，照耀后来！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6日 13版）

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